杨嗣昌为熊文灿的奏疏写了节略，呈报到司礼监。崇祯皇帝看过后召见内阁首辅杨嗣昌、吏部尚书田维嘉、兵部尚书傅宗龙、工部尚书刘遵宪。
杨嗣昌说道：“陛下，花皮以开辟航路为由进入两广，这个理由在天下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各地的官员也都没有什么好办法能阻止他们。梧州之事还是康承祖断了交通引发民乱的后果，熊文灿有过失，但不是主要责任人。另外，一年来两广剿灭帮会，剿灭贼盗的功绩卓著，使得两广之地地方平定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熊文灿也是有功的。因此，臣以为功过相抵，就不必处置熊文灿了，陛下发一份诏书，申斥熊文灿处置不当的过失，令其戴罪立功即可。熊文灿得此厚恩当知恩图报，这强似任命一个新的巡抚。请陛下恩准！”
杨嗣昌的态度是公允的，换了谁在那个位置上也不能做得更好了。如果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主战派，就像康承祖那样，后果更加糟糕。
崇祯也不打算处置熊文灿，熊文灿在福建任上收服郑芝龙有大功，到了两广又平定了刘香，这两份功劳为崇祯一朝添了很光彩的一笔。帮会势力在任何统治者的眼里都等同于贼盗，甚于贼盗，熊文灿剿灭帮会也是有奏报的，的确干的很漂亮。这都说明熊文灿是有功之臣，贸然处置熊文灿会让臣子们寒心。因此，崇祯说道：“准了，内阁拟一份诏书，呈上来。康承祖如何处置呢？”
杨嗣昌说道：“陛下圣明！依臣之见，康承祖应给予惩戒，下旨斥责！但是刑罚就免了吧，让他留吏部反省待用。康承祖失陷城池，罪过深重。但是他也是出于对朝廷的一片忠心，只是谋略错误。在这乱世之中，康承祖的忠诚可嘉，也是弥足珍贵的。请陛下恩准！”
杨嗣昌这是典型的和稀泥了，左也好，右也好，大家都好。不过他的话，崇祯听着舒服，毕竟眼下忠臣难能可贵，他也希望得到更多的忠臣。失陷城池的主官是死罪，罪过还是不轻的，不杀、不关，也要有其他的惩戒措施。
崇祯说道：“朕念他忠君之心，就下旨斥责，罢官回乡吧。”
崇祯没有说“永不叙用”这四个字，那就是还有启用的余地，与留吏部后补也差不多，已经很宽大了。
杨嗣昌说道：“陛下圣明！”
崇祯说道：“杨爱卿提出‘厚民、富国、强兵’之策，其理由、利弊如何？当如何实行呢？”
这是崇祯召见的关键所在。
杨嗣昌说道：“厚民就是厚待黎民百姓。我们的律法、祖制弊端很多，短时日求改变是做不到的，只能慢慢的改，但是，在此之前，改善民生却是可以做到的，我们的官员、军队应该把厚待民众列为第一条，在现有的规制之下尽力的保护民众。第二是富国，就是要我们的官员把农工商放在心中，为繁荣农工商出力，而不是排斥工商，更不能把从事工商之人当做下等人对待，朝廷考核官员就要看他能不能改善地方的经济。第三是强兵，有了花皮的比较，现在的人们应该知道强兵之重要了，也应该知道‘**技巧’‘雕虫小技’的话太迂腐了。
这几条做起来并不容易，它需要我们上上下下的每一个官员去做，这就有了一个整顿吏治之说。天下的官员成千上万，还有我们各种不同编制的军队。整顿吏治、整顿军队是很难办的，即便整顿过了，谁又能保证不再反复？为此，我朝廷要利用眼下的言官制度监督天下，先把言官管起来，小事管不过来，就先从大的恶性事件入手，凡是严重的侵犯了黎民百姓的、不能鼓励工商反而侵犯工商利益的、军纪败坏、祸害百姓的、毫无战力的军队。对于这几种严重的事件，要求言官
能够及时的发现，发现了就要派出朝廷的大员，派出京师的精锐禁卫军，强力整顿，追究责任，严惩罪犯，整顿军队，无用的军队则彻底遣散，重新招募。
每个月都要整顿几件案子，每一年都要有进展，我们的局面就会一天天的好起来。此外，我们的大明日报也要利用起来，让他成为我朝廷的喉舌，把我们朝廷要做的事，惩办的案例，政绩优良的官吏等等，都要广告天下，让天下的士绅百姓们知道去恶向善。”
杨嗣昌的这一通长篇大论就是他的改革宣言，其中的很多思想放到前几年都会被当做异端邪说，比如提高工商的地位问题，居于统治地位的阶层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但是现在的天下形势大变了，不执行这样的改革，那就只能等死。严峻的形势逼迫他们必须改革。
重视民众这一条就是被联省逼迫出来的，只要有民乱的地方，有侵犯百姓生命财产的地方，国防军就会做出反应，结果就是朝廷丢失土地，丢失人口。
另一方面，杨嗣昌没有提出制度上的任何改革，他只是说应该改。如何改，一个字也没说。因为任何的制度改革都会触犯一大批既得利益者，杨嗣昌很聪明，这些改革让皇帝自己看着办吧！比如，遍布天下的朱家王爷，他们已经成为朝廷的严重负担，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。
在联省的范围内就有不少的王爷，联省也没有动他们，但是前提是守法，守联省的法，不守法的则会遭到严厉的打击，就像河南洛阳的福王。原来省、府一级的地方官府应支付给王爷的补助，联省的一方则拒绝支付，原来朝廷免掉的赋税、劳役联省则照样征收。联省不动这些王爷，也不会养着这些王爷，他们的俸禄还是南京朝廷出银子，这些负担都压在南京朝廷的财政上，数百名的王爷的确是不小的负担。
杨嗣昌也没有说梧州事件应该如何的处置，其实这也是不言而喻的，朝廷没有办法夺回梧州，只能设法保住其余的地方。
如果杨嗣昌的六字真言能够实现，哪怕是部分实现，的确朝廷可以保住更多的土地。除非两家翻脸彻底开战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此时的崇祯，从思想上是能够接受杨嗣昌的建议的，但是他没有改革大明朝弊政的魄力。例如：减租减息、官绅一体纳粮、打破王爷爵位的世袭罔替、废除部分王爷爵位、减少王爷的待遇等等，这些他都做不到。杨嗣昌的改革建议恰恰没有提到这些具体的问题，这就是杨嗣昌的聪明之处。于是杨嗣昌的改革得到了崇祯的批准。
事关重大，有关整顿言官的问题、整顿军队的问题、军火工业的问题。与吏部尚书田维嘉、兵部尚书傅宗龙、工部尚书刘遵宪一起又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议。其中特别批准把大明日报划归内阁直接管理，置于杨嗣昌的管辖之下。朝廷的这个喉舌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没能发挥作用，杨嗣昌很重视报纸的作用，他要把报纸当做他改革的得力工具。
朝廷的这次不彻底的改革，很明显是受到了联省的影响，或者说是向联省学习。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呢？让时间来检验吧。
......
十月底，孔胤植来到开封，他是为了治理黄土高原之事。
由于泾河的治理见到了成效，更大规模的黄土高原的治理就提上了日程，联省的工部已经筹划了数月。这么大规模的治理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人力、财力、物资都要统一的调配，不能一下子全面铺开，计划应该是严密的，预计明年春季第一期的工程即将开始。
这项工程耗资巨大，河道慈善会当然不能落后，衍圣公孔胤植把治理黄河当做大事，他在中华日
报上就发表过几篇文章，论证、赞扬黄土高原的治理。他来到开封就是与联省的工部协商，他的慈善会出那些力，出多少资金，如何监督慈善基金的使用等一系列的问题。
孔圣人与工部的事情很琐碎，我们就不要管他了，督军朱万化的接见却引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不要急，听我慢慢的道来。
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，而儒学又被中国历朝历代尊位国教，因此衍圣公在中国的地位就相当于精神领袖。现在他又兼着大明最大的慈善会的会长，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是不能忽视的。因此，他每一次到开封朱万化都要亲自接见的，并且接见的过程要登载在中华日报上，那也是大明的重大新闻。
朱万化接见衍圣公就只能在小会议室，朱万化坐主座，孔胤植坐客座，下面有相关的官员陪同。总之要平等代之，不能在政安殿坐在高高的王座上。
这种接见不过是隆重的场面，互相吹捧，没有多少有营养的内容，我们也就略过了。
送走衍圣公之后，朱万化的大脑中不断的反映出“精神领袖”几个字，结合着近来一直困扰着他的进爵问题，平定天下，推进宪政的问题等等，这些问题反复的纠缠，终于灵光一闪，一个奇特的念头闪现出来——虚君立宪！
“虚君”就是有一个虚拟的君主，立宪，就是国家是立宪的体制。
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都存在着君主——皇帝，这个历史的惯性是巨大的，就是说中国不能没有皇帝！没有皇帝就缺少了心中的偶像，缺少了效忠的对象，也会滋生出不少的野心家，不断的上演着“秦失其鹿，天下英雄共逐之”的故事。宪政与皇权是矛盾的，哪一个皇帝放弃了权力心里也不舒服。如果有一个精神领袖，有一个根本就么有权力欲望的皇帝放在那里，那么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了。
衍圣公就是这个精神领袖，到孔胤植这一代已经传了六十五代，他们的地位超脱，应该说是权力欲望最小的人物，把虚君的原则写进宪法，公之于众，衍圣公们应该不会谋取实权。他们的社会声望又是最高的，尊其为皇帝，天下人都认可。从民心上说，那是绝对的民心所向，反对的将是极少数。假如有人用反对孔胤植这个皇帝的名义造反，天下的民众是不会响应的，造反者反倒把自己的狼子野心暴露于天下。因此这是个极佳的虚君人选。
对于朱家来说，原本还有一个担心让出皇帝的位子给别人，以后会遭到报复的问题，但是立衍圣公做皇帝就不必担心了，衍圣公是不会报复朱家的。凤阳朱家没有了皇帝的位子，没有权，也就谈不上报复了。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。
朱万化想到这里很兴奋，终于有办法了。
实际上，朱万化一直不愿意登上皇帝的宝座，他能保证自己不干政，做一个遵守宪法的皇帝，可是他能保证子孙后代么？不说别人，对朱钰他就不放心。后面的皇帝随时有复辟的可能。
在此之前，他之所以同意了夺取皇位的谋划，还是担心他的家人、部下遭到残酷的报复，担心崇祯皇帝不能坚守宪政到底，崇祯或者崇祯的子孙们是会时刻以复辟为己任的，他们要是不复辟那倒是意外了。
现在有了新的办法，他第一个想商议的人就是朱大典，朱大典的思维敏捷，多谋善断。这么大的事情，多一个人商议，就会少一分漏洞，这些年来朱万化已经习惯于把朱大典当做自己的智囊。再者说这种高度机密，高度敏感的决策，除了朱大典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商议。
朱大典的态度会如何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--- 第494章完 ---
（本章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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